前些时在报纸上看到台湾人在福建的活动,贩毒、集赌、放高利贷,等等。高利贷的办法毒得出奇,借十元的人。如果没有力量如期偿还,往往弄到付了二百元左右还不能结清。被捉去幽禁吊打的事常有。这不能算是“合法”行为,但因为有“特殊背景”,官厅不敢禁止也不敢于涉云。当时看了心惊肉跳,好像听得见撕吃人肉的声音。但我们且不要只憎恨这些台湾浪人,他们底这种兽性,被痛苦和饥饿所逼成的渴血的兽性,是帝国主义四十年来的统治结果。
于是我记起......
曾经有一个时候,有人提出过“不是国防文学便是汉*文学”的主张,但其实那时候真正“汉*文学”还是少见的。战争爆发以后,情形不同了,像张露薇、周作人、刘呐鸣、穆时英几位,都先后变成了“皇军”的宠臣。不过,文人虽然“投降”了,却并不一定就有作品,这里面,张露薇捷足先登,是靠题名《投降》的“作品”进身的以外,其余三位都是“投笔从政”的。而且,刘、穆二位,由于还有不懂“东亚的和平”的中国“匪徒”,早已完成了不“和平”的“最后”,只好去魂游三岛,更没有用笔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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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曾受过“敬惜字纸”的教育。书不能放在和“下身”接近的地方,字纸不能丢在地下,用脚踩更是不行的,否则就要瞎掉眼睛。这也是一种“国粹”,应该保存的。我们在大都市底僻街小巷里面,常常看得见挂着的小篾篓子,贴有“敬惜字纸”的字条,就是这个国粹道德底痕迹。但可惜这却不能抵抗“江河日下”纸屈躬的。“字是圣人造的”,现在可交了空前的恶运。
但还有更坏的事情,“近更有倡言废弃文言,并废弃汉字者矣”。“斯文未丧,来日方长”......
在我居住附近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一位流浪老人,他约有七十岁左右,瘦瘦的身材,身上的衣服还算干净、整洁,头戴一顶蓝布帽;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背着一包简单的行李,大部分时间席地而坐,好象一个歇脚的路人,漠然地面对着马路……
老人在这里大概有两年了,记得当初见到他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样苍老。老人为什么沿街流浪不得而知,但从他的神态上来看,泰然自若的背后而有点拘谨,绝对是一个正常人,也不象为生活贫困而沿街乞讨,因为从......
在我居住附近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一位流浪老人,他约有七十岁左右,瘦瘦的身材,身上的衣服还算干净、整洁,头戴一顶蓝布帽;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背着一包简单的行李,大部分时间席地而坐,好象一个歇脚的路人,漠然地面对着马路……
老人在这里大概有两年了,记得当初见到他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样苍老。老人为什么沿街流浪不得而知,但从他的神态上来看,泰然自若的背后而有点拘谨,绝对是一个正常人,也不象为生活贫困而沿街乞讨,因为从来没有看......
民国十年的春末夏初,高梦旦先生从上海到北京来看我。他说,他现在决定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事,他希望我肯去做他的继任者。他说:“北京大学固然重要,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我们的意思确是十分诚恳的。”
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高先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的谈话很诚恳,我很受感动。我对他说:“我决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
傅孟真先生的《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是一篇很大的文章,只有在君当得起这样一篇好文章。孟真说:
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
这都是最确切的评论,这里只有“抹杀主观”四个字也许要引起他的......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象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糜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糜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糜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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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这是近年来几个学者的结论。有些人听了很洋洋得意,因为他们觉得不迷信宗教是一件光荣的事。有些人听了要做愁眉苦脸,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民族没有宗教是要堕落的。
于今好了,得意的也不可太得意了,懊恼的也不必懊恼了。因为我们新发现中国不是没有宗教的:我们中国有一个很伟大的宗教。
孔教早倒霉了,佛教早......
穿越千年的风雨
一遇
情韵思语的温馨甜蜜
升华了爱的目的
如果有来生
我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