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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田间的诗 鼓──这种韵律的乐品，是一切乐器的祖宗，也是一切乐器中之王。音乐不能离韵律而存在，它便也不能离鼓的作用而存在。鼓象征了音乐的生命。 提起鼓，我们便想到了一串形容词：整肃，庄严，雄壮，刚毅和粗暴，急躁，阴郁，深沉……鼓是男性的，原始男性的，它蕴藏着整个原始男性的神秘。它是最原始的乐器，也是最原始的生命情调的喘息。 如果鼓的声律是音乐的生命，鼓的情绪便是生命的音乐。音乐不能离鼓的声律而存在，生命也不能离鼓的情绪而存在。 诗与乐一向是平行发展着的。正如从敲击乐器到管弦乐器是韵律的音乐发展到旋律的音乐，从三四言到五七言也是韵律的诗发展到旋律的诗。音乐也好，诗也好，就声律说，这是进步。可痛惜的是，声律进步的代价是情绪的萎顿。在诗里，一如在音乐里，从此以后以管弦的情绪代替了鼓的情绪，结果都是“靡靡之音”。这感觉的愈趋细致，乃是感情愈趋脆弱的表征，而脆弱感情不也就是生命疲困，甚或衰竭的朕兆吗？二千年来古旧的历史，说来太冗长，单说新诗的历史，打头不是没有一阵朴质而健康的鼓的声律与情绪，接着依然是“靡靡之音”的传统，在舶来品的商标的伪装之下，支配了不少的年月。疲困与衰竭的半音，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变本加厉的风行着。那是宿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吗？也许。但谁又叫新生与振奋的时代来得那样突然！箫声，琴声（甚至是无弦琴），自然配合不上流血与流汗的工作。于是忙乱中，新派，旧派，人人都设法拖出一面鼓来，你可以想象一片潮湿而发霉的声响，在那壮烈的场面中，显得如何的滑稽！它给你的印象仍然是疲困与衰竭。它不是激励，而是揶揄，侮蔑这战争。 于是，忽然碰到这样的声响，你便不免吃一惊： “多一颗粮食， 就多一颗消灭敌人的枪弹！” 听到吗 这是好话哩！ 听到吗 我们 要赶快鼓励自己底心 到地里去！ 要地里 长出麦子； 要地里 长出小米； 拿这东西 当做 持久战的武器 （多一些！ 多一些！） 多点粮食， 就多点胜利。 （田间：《多一些》） 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只是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多么有斤两的话！）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你说这不是诗，因为你的耳朵太熟习于“弦外之音”……那一套，你的耳朵太细了。 你看，── 他们底 仇恨的 力， 他们底 仇恨的 血， 他们底 仇恨的 歌， 握在 手里。 握在 手里， 要洒出来…… 几十个， 很响地 ──在一块； 几十个 达达地 ──在一块； 回旋…… 狂蹈…… 耸起的 筋骨 凸出的 皮肉。 挑负着 ──种族的 疯狂 种族的 咆哮，…… （田间：《人民底舞》） 这里便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这是鞍之战中晋解张用他那流着鲜血的手，抢过主帅手中的槌来擂出的鼓声，是祢衡那喷着怒火的“渔阳掺挝”，甚至是，如诗人Robert Lindsey在《刚果》中，剧作家Eugene O’Neil在《琼斯皇帝》中所描写的，那非洲土人的原始鼓，疯狂，野蛮，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 这些都不算成功的诗（据一位懂诗的朋友说，作者还有较成功的诗，可惜我没见到）。但它所成就的那点，却是诗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生活欲，积极的，绝对的生活欲。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 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至于琴师，乃是第二步的需要，而且目前我们有的是绝妙的琴师。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 中国的文学批评传统历来重视对作家艺术风格的把握。有着深厚学养的闻一多颇得个中精髓，他评价一些新诗作者时往往能很确切地道出属于他们个人的风格特征。他这篇评田间的短论《时代的鼓手》，标题本身就已成为一个著名的论断，广为后来的评论家引用。确实，田间诗风如鼓，而闻一多又是第一个明确指出这点的评论家。 这篇评论本是闻一多为学生上课时的讲稿，整理发表在1943年11月份的《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上，在当时发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不只因为文章热情激昂充满着鼓动性，还因为它肯定了一种全新的诗风，一种代表明天的诗风，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文章起笔恢宏，着眼于整个文化发展史的高度，从鼓与乐、乐与诗的关系和发展谈起，以擂鼓般的节奏步步推进，论证很有力度。也许，这正是鼓的魅力使然。鼓，这象征了音乐生命的乐中之王，整肃，庄严，雄壮，刚毅和粗暴，急躁，阴郁，深沉表达着最原始的生命情绪，原始的诗便有着这鼓的韵律与情绪。但当诗和乐都进到旋律阶段，却失去了“鼓的情绪”──“最原始的生命情调的喘息”，代之而起的则是萎顿的管弦情绪：靡靡之音。闻一多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疲困和衰竭的象征。新诗了历史虽然不长，开始时也曾有过鼓的韵律的敲击，但从当时看，诗坛所充斥的依然是裹着洋包装的丝弦之声。这与整个民族抗战的壮烈场面显得是那么的不协调。 听惯了萎顿的半音，突然碰到田间鼓点般的诗句，无疑如空谷足音，震撼你的心田。闻一多指出：这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响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这鼓的节奏蕴含着生命的热与力。闻一多连用三典来寓示这鼓韵中的激情，它有着酣战中的血腥，如盛怒下火气的喷发，象非洲土人的鼓声那样疯狂、蛮野。笔端热情流泻，抒发出自己读诗时的感受，不由你不受感染。 在指出田间诗节奏的震撼力之后，闻一多又指出田间诗动人的力量来自那“积极的，绝对的生活欲”，这也是诗成功的先决条件，这生活欲使得田间的诗“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超拔于那些“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透出一股逼人的生活气息，给你以鼓舞与热力。这生活欲足以使诗人贴近时代脉搏的跳动，成就一种沉着、朴质的诗风。在全民族浴血抗日的时代，这样的诗才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完成抗战胜利的大业。因此，闻一多最后的结论是：“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 在当时的国统区知识分子中，能肯定田间的诗的知识分子不多，有的甚至攻击它为“文学的贫困”。闻一多这充满激情的肯定，切中时弊，使人耳目一新。这不仅是对田间的肯定，也标志着闻一多思想的转变，即由一个诗人、学者而成为民主的斗士。刘烜在《闻一多评传》中认为：这篇文章“标志着一个人民的鼓手──闻一多诞生了”。 （周玉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