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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日尼基我们坐小船过莫斯科河，正好停在哥萨克人上次从水里拉出卡尔?伊凡诺维奇的地方。我父亲像平日那样拱着背，愁眉苦脸地走着；卡尔?伊凡诺维奇在他旁边用细碎步子走，一面同他谈些闲言闲语和无聊废话。我们走在他们的前头，越走越远，跑上了麻雀山，跑到维特别尔格的教堂埋置基石的地方。 我们喘不过气来，脸通红，站在那里擦汗。太阳在往下沉，圆屋顶闪闪地发光，城市铺展在山下一望无际的地面上，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来，我们站着，站着，互相依靠着，突然间我们拥抱起来，我们当着整个莫斯科发誓，要为我们所选定的理想献出我们的生命。 这一件事，别的人可能认为是十分不自然，十分做作的，可是我在二十六年以后想起它，还感动得流泪；它是极其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就可以为它作证。然而在这个地方发的一切誓言都会得到同样的命运；亚历山大一世在这里埋置那座教堂的第一块基石的时候，他也是真诚的，这块基石正如约瑟二世在为新俄罗斯某一个城市奠基的时候所说（虽然当时说得不对）会成为最后的一块基石。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反对的敌人的全部力量，然而我们进行了战斗。那个力量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损害，可是它并没有完全打败我们，不管它怎样打击我们，我们并没有投降。从它那里得到的伤疤都是光荣的。雅各的扭伤的大腿窝就是他夜里同神摔跤的记号。 从那一天起，麻雀山就成了我们朝拜的地方。我们一年要去一两次，而且总是单独去。在这个地方，五年以后奥加略夫胆怯地、不好意思地问我是不是相信他有写诗的才能，这以后在一八三三年他又从他的乡下写信来，说：“我离开了，我很忧郁，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忧郁。完全是为了麻雀山。长时期来我隐藏起我的喜悦；不好意思或者别的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阻止我把它倾吐出来，然而在麻雀山上这种喜悦并不曾让孤独压了下去。你同我分享了这种喜悦，这些时刻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它们就像过去幸福的回忆一样，在我的旅途中伴随着我，虽然一路上我见到的只是树林；一切都是这么深蓝，深蓝，而我的心上却是一片黑暗，黑暗。” “你写吧，写下来，”他收尾写道，“在这个地方（在麻雀山）我们的（就是说我的和你的）生活的故事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又过了五年，我远离麻雀山，可是麻雀山的普罗米修斯——亚?拉?维特别尔格阴郁地、忧伤地站在我的身边。一八四二年我最后回到莫斯科，再访麻雀山，又站在那个埋置基石的地方，眺望同样的远景，也是两个人——不过却不是同尼克了。 从一八二七年起我们就没有分开过。每次我回忆起那个时期，不论是单独的或者共同的回忆，他和他那带孩子气的面貌以及他对我的友爱总是占着最显著的地位。在他身上很早就显出来一种少数人所具有的天赋，对他这究竟是祸还是福，我不知道，不过这却使他和一般人不同。奥加略夫那个时候（1827～1828年）的一幅大的油画，像挂在他父亲的宅子里一直挂了好些年。后来我常常站在画像前长久地注视他。在画上他穿着翻领衬衫；画家出色地绘出了他那浓密的栗色头发，他脸部不规则的线条构成的少年时期尚未定型的美和他那稍微带黑的肤色；画布上还可以看出显示着睿智的沉思；他灰色的大眼睛闪露出一种无意识的忧郁和极端的温和，这对眼睛暗示着一个伟大心灵未来的成长；他后来果然长成了这样。这幅画像本来是送给我的，却让一个陌生的女人拿走了——也许她会见到这几行文字，会把它给我送来吧。 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给初恋的回忆以某种专利，而忽视了青年友情的回忆。初恋的芬芳在于它忘记了性别，在于它是热烈的友情。另一方面，青年时期的友情有着爱情的全部热情，和爱情的一切特点：同样不好意思地害怕用言语谈到自己的感情，同样不信任自己，同样无条件的忠诚，同样离别时的万分痛苦，同样完全独占的妒忌的欲望。 我早已爱着尼克，而且热烈地爱他，可是我下不了决心称他做“朋友”，他在昆采沃过夏天的时候，我写给他的信中末尾说：“我是不是您的朋友，我还不知道。”他先在信里用“你”称呼我，并且经常按照卡拉姆辛①的方式称我做他的阿加统，我也根据席勒称他做我的拉法依尔。 你要笑，就请笑吧，只是请温和地、好心地笑，就像想到您自己十五岁时候那样地微微一笑。或者还不如思索这个问题：“难道盛年的我竟是这样？”而且，倘使您有过青春（单单是年轻过，这是不够），那就要感谢您的命运，倘使那个时候您还有一个朋友，那就要加倍地感谢。 那个时期的语言我们现在看来显得不自然而且带书卷气了，我们已经不习惯它那种动摇不定的热情，它那不和谐的兴奋（这种兴奋又会突然转为缠绵的温情或者小孩般的大笑）。一个三十岁的 /shuqing/12626.html'>男人要像有名的“Bettina will schlafen（德语：贝丁娜要睡觉）那样，就荒谬可笑了，然而在当时，这种少的语言，这种jargon de la puberte（法语：成年人的行话），这种心理声音的变化是十分真诚坦率的，连书卷气的腔调，对于理论上有知识而实际上无知的年龄来说，也是很自然的。 席勒仍然是我们喜爱的。他的剧本中的人物在我们的眼里都是活着的人；我们分析他们，爱他们，恨他们，不是把他们当做诗的创作，而是当作活人。而且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我写信给尼克，有点担心他太喜欢费艾斯科，而在“每个”费艾斯科的背后就站着他的威利纳。我的理想人物是卡尔·穆尔，可是不久就改变了，换上了波查侯爵。我设想了一百种不同的方式，我怎样对尼古拉讲话，他以后怎样把我送到矿山或者处死。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幻想的收场都是西伯利亚或者死刑，几乎没有胜利的结局。难道这是俄国人的想象方式？不然就是彼得堡用它的五座绞架和苦役劳动在年轻一代身上产生的效果。 就这样，奥加略夫，我同你手拉手，我们一起走进了生活！我们无畏地、自豪地前进，我们慷慨地响应每一个号召，我们真诚地为了每一次的热情献出自己的一切。我们挑选的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它；我们负了伤，受到损害，我们仍然前进，也没有人追过我们。我走到了……不是到了目的地，而是到了下山路开始的地点，我不知不觉地伸出手来找你的手，让我们一起走下去，让我握住你的手，带着忧郁的微笑说：“再没有别的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