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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赫尔岑（1812～1870），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1835年，赫尔岑因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和农奴制度，被沙皇以“对社会有极大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逮捕而流放各地，后期赫尔岑主要流亡西欧等国。主要文学著作有：长篇小说《谁之罪？》、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和《偷东西的喜鹊》等。 1852年赫尔岑定居伦敦，创办了《北极星》、《钟声》等革命刊物，并写作完成《往事与随想》。这是一部包括日记、书信、随笔、政论和杂感的大型回忆录式作品，作者自称它是“历史在偶然出现于其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专家点评】 这是《往事与随想》一书的第4章。作家情深意切地回忆了自己与朋友的交往过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回忆是对当下的拯救，正如作家所说，“我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力量，也找不到朝气来从事新的工作，我就写下我们的回忆”。 “那么你写吧，写下来，在这个地方 （在麻雀山）我们的（就是说我的和你的）生活的故事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摘自一八三三年的信。 在我上面讲到的（表姐来的）时候的前三年，有一天我们在莫斯科河畔卢日尼基（就是在麻雀山的另一面）散步。我们就在河边遇见了我们认识的一个法国家庭教师，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衫，他吓得不得了，大声叫着：“他落水了！他落水了！”可是不等到我们这位朋友脱掉衬衫或裤子，一个乌拉尔哥萨克就从麻雀山跑了下来，跳进河里不见了。过了一分钟他又出现了，带出来一个奄奄一息的人，这个人的脑袋和胳膊好像悬挂在风里的衣服一样，摆来摆去。他把这个人放在岸上，说道：“他还没有缓过气来，得摇摇他。” 周围的人凑了五十个卢布送给哥萨克人。哥萨克人并不推辞，很老实地说：“做这种事情拿钱是罪过，而且可以说，毫不费力，你们瞧这个人，像一只猫。”他又说：“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是穷人，伸手要钱，我们是不要的，可是既然有人给钱，为什么不拿呢？真正十分感谢。”他拿手帕包好了钱，又上山放马去了。我父亲问到了他的姓名，第二天，便给艾森写了信去，讲起这件事情，艾森提升他做军士。过了几个月这个哥萨克人来看我们，他带来一个麻脸秃顶的德国人。德国人身上洒了香水，头上还戴着卷曲的浅黄色假发。他来替哥萨克人向我们道谢，——这就是落水的人。从此他经常到我们家来。 卡尔、伊凡诺维奇、仲伦倍格当时担任两个放荡子弟德语家庭教师刚刚结束，他离开他们，便到一个辛比尔斯克地主的家里，从那里他又到了我父亲的一位远亲家中。仲伦倍格照顾一个男孩的健康，并且教他学习德语标准发音。仲伦倍格叫这个男孩尼克，我很喜欢他。他有一种善良的、温和的、喜欢梦想的气质，和我平常遇见的别的男孩不同，然而我们却成了要好的朋友。他沉默寡言，喜欢沉思；我爱玩，好动，不过我也不敢打扰他。 在我那特威尔省的表姐回柯尔切瓦的前后，尼克的祖母死了（他在幼年时期就失去了母亲）。他们家里乱得不得了，仲伦倍格无事可做，他也帮忙张罗，做出疲于奔命的样子。那天一早他带了尼克来，要求让尼克在我们家待完这一天。尼克又伤心，又害怕。大概他很爱他的祖母。 我们稍微坐了一会儿，我便提议读席勒的作品。我很惊奇我们的兴趣完全一样。他记住的东西比我记得的多，而且正是我最喜欢的那些地方。我们放下了书，可以这样说，互相试探我们之间的同感。 从袖子里藏着匕首“要把城市从暴君手中解放出来”的米罗斯，从在吉斯那黑特附近的狭窄山路上等待总督的威廉?退尔，过渡到十二月十四日和尼古拉（一世）是容易的。这些思想和这种对比对尼克说来并不陌生。普希金和雷列耶夫未发表的诗他也熟悉。他和我偶尔遇到的那些头脑空虚的男孩有显著的区别。 这以前不多久，我散步到普列斯年斯基水池，脑子里装满了布肖的恐怖主义，我向一个和我同岁的同伙说明处死路易十六是正确的行动。 “就算是这样吧，”年轻的奥一公爵说，“不过您知道他是涂过油的君主啊！” 我怜悯地看了看他，不再喜欢他，以后再也没有去找过他。 我和尼克之间就没有这种障壁，他的心跳得同我的一样，他也离开了阴森的保守派的海岸；我们只有更加同心协力撑得离岸更远，我们几乎是从第一天起就下定决心要为扶持康斯坦丁皇太子竭尽全力！ 在这以前我们很少长谈过，卡尔?伊凡诺维奇就像秋天的苍蝇那样打扰我们，而且我们每次谈话都因为有他在场受到妨碍。他什么也不懂，却什么都要管、要批评，拉直尼克的衬衫的领子，忙着回家，总之，非常令人讨厌。过了一个月，我们两天不见面或者不通信就受不了；我由于容易冲动的天性越来越离不开尼克了，他也静静地、深深地爱着我。 我们的友谊从一开始就带着严肃的性质。我不记得在我们中间顽皮、恶作剧占重要地位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会安静地坐在一个地方，我们的年纪到底还小，我们喜欢打闹，逗笑，戏弄仲伦倍格，在院子里弯弓射箭；不过在这一切的基础上有一种和玩乐的朋友关系完全不同的东西。除了我们的同样年纪，除了我们的“化学的”亲和力之外，我们还是由共同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像激昂慷慨的全人类利益那样，使一个人的少年时期纯洁、高尚，保护它不受腐蚀。我们尊重属于自己的未来，我们认为彼此都是命中注定的优秀的人。 我和尼克常常走到城外，我们有两个心爱的地方——麻雀山，德拉果米洛夫门外的田野。他总是在早晨六、七点钟同仲伦倍格一起来找我，倘使我还在睡，他就朝我的窗扔沙子和小石子。我醒过来，微微笑着，连忙出去见他。 这种早晨的散步是固执的卡尔?伊凡诺维奇规定的。 在奥加略夫所受的地主宗法式教育中，仲伦倍格扮演着比伦的角色。他来了以后，原来带孩子的老家人的影响消除了；这位门房里的寡头虽然不满意，却不得不勉强忍住，因为知道那个该死的德国人和老爷同桌吃饭，奈何他不得。仲伦倍格急剧地改变了原先的秩序，老家人知道那个德国鬼子把少爷本人带到店里去买现成的靴子，他竟然流了眼泪。仲伦倍格的改革和彼得一世的改革一样，特点是甚至在最和平的事情上也带了一种军事的性质。这并不是根据卡尔?伊凡诺维奇的瘦削的肩上佩带过肩章或者带穗肩章来论断的。德国人生来是这样：要是他达不到一个语言学家或者神学者的不修边幅和sans-genê（法语：随便，不拘小节），那么即使他是个文职人员，他也还是有军人的气味。由于这个，卡尔?伊凡诺维奇喜欢窄小的衣服，扣紧纽扣，并且显出腰身来；由于这个，他严格遵守他自己的规矩，要是他规定早晨六点起身，他就在五点五十九分叫尼克起来，再迟也不超过六点零一分，就同尼克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卡尔·伊凡诺维奇几乎淹死在山脚下的麻雀山，不久就成了我们的“圣山”。 有一天午饭后我父亲说要坐车到城外去。奥加略夫在我们家，我父亲就约他和仲伦倍格同去。这次出游简直是受罪。我们坐在有四个座位的轿车里走了一个小时或者更多一些，才到了城门口，这辆车子虽是“约兴制造”的，但在十五年平稳使用中也不免变旧，变得不成样子，而且依旧比一尊攻城炮重。四匹拉车的马大小不同，毛色不一，它们闲得发胖变懒了，跑了一刻钟就浑身出汗冒气；马车夫阿符杰得到命令，不准出现这种情况，他只好让它们慢步走。不管天气怎样热，窗始终关着；除了这一切，还有我父亲连续不断、叫人受不了的监视和卡尔?伊凡诺维奇的手脚忙乱而又叫人厌烦的监视，——但是为了我们两个能在一起，我们心甘情愿地忍受下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