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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许昌召开的《人民文学》杂志首届“青年作家论坛”上，小说家李洱谈及他的一个感受：为什么当代中国小说越写越好，而人们对它的不满也越来越尖刻，越来越强烈？对此，我深有同感。当代中国诗歌的情形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当代中国诗人越写越好，而人们对当代诗歌的批评也越来越离谱，越来越不着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论者宣称：当代诗歌已经走入死胡同，当代诗歌已经陷入低谷，当代诗歌已经步入歧途；甚至有论者惊呼，放肆地谈论什么百年新诗是一场“世纪之骗”。有趣的是，所有这些论调，都是以广大读者的名义发出的。 当代诗歌当然有它的问题。但目前在文化舆论层面上流行的关于当代诗歌的责难，基本上是一种冒牌的文学诉讼。要么是从僵死的概念出发，要么是从偏狭的趣味出发，要么是从空洞的标准出发，对当代诗歌发布流言蜚语。比如，在诗歌与危机的关系，往往是用局部的现象，或一种创作倾向来妄说当代诗歌的整体状况。一看“下半身”的旗号，就妄断整个当代诗歌堕落了，陷入了什么创作危机。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当代诗歌充满了创造的活力，分属于不同代际的诗人都写出了好诗。牛汉那一代诗人仍在写作，韩作荣、曲有源那代诗人也在不断奉献出优秀的诗歌，多多、王小妮这代诗人不时有佳篇问世；像翟永明这样的诗人也在不断超越自己的艺术极限，写出了令人震惊的好诗。朦胧诗之后，最突出的一个诗歌现象，就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显示出的诗艺成熟和创造个性，这一代优秀的诗人不胜枚举。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年轻的诗人”这样的批评视角变得越来越靠不住。比如在80年代，使用这样的称呼，诗歌批评想说明的是一种诗歌创作的承继现象，当然也包含着一些潜台词，“还不够成熟”，“还需要进一步的磨练”等等，但是现今再要使用这样的考察角度，诗歌批评就可能会犯错误。比如，“年轻的诗人”可能会比许多年长的诗人在诗艺上显得更老练，更成熟，对创造的可能性保持了更多的敏感。 国内的创作情形如此，旅居海外的诗人，如宋琳、杨练、孟明、胡冬、李黎、麦芒、田晓菲、马兰、王敖等也写出了大量好诗。 再有，很多人都喜欢用诗歌的边缘化来判断当代诗歌的状况，甚至把诗歌的边缘化指认为一种诗歌危机。这是非常可笑的。诗歌的边缘化，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牵涉很广的复杂的文化现象，它还是一种社会现象。澄清起来比较烦琐，我就说一点。诗歌的边缘化，不等于诗歌的文化地位不重要了，更不等于诗歌写得不如以前好了。 《北京青年报》 2003年4月0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