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传奇》与《流言》两种集子，曾经有人在香港印过，那是盗印的。此外我也还见到两本小说，作者的名字和我完全相同，看着觉得很诧异。其实说来惭愧，我写的东西实在是很少。《传奇》出版后，在一九四七年又添上几篇新的，把我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收在里面，成为《传奇增订本》。这次出版的，也就是根据那本“增订本”，不过书名和封面都换过了。 内容我自己看看，实在有些惶傀，但是我总认为这些故事本身是值得一写的，可惜被我写坏了。这里的故事，从某一个角度看来，可以说是传奇，其实像这一类的事也多得很。我希望读......

读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两句词，公寓房子上层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惊然。屋子越高越冷。 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H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抢的轰隆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心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地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訇訇”两声，活像飞机在顶......

一九五四年秋，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①给胡适先生，另写了封短信，没留底稿，大致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②的“平淡而近自然”。收到的回信一直郑重收藏、但是这些年来搬家次数太多，终于遗失。幸而朋友代抄过一份，她还保存着，如下： 爱玲女士： 谢谢你十月分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 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报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久已听见说香港有个冒我的名写的小说《笑声泪痕》，也从来没想到找来看。前些时终于收到友人寄来一本，甚至于也还是搁在那里两个月都懒得看。骂我的书特意寄赠一册，也只略翻了翻，就堆在一叠旧杂志上，等以后搬家的时候一并清除。倒不是怕看，是真的不感兴趣。并不是我忽然“小我大我”起来，对于讲我的话都一点好奇心都没有。提起我也不一定与我有关。除了缠夹歪曲之外，往往反映作者自身的嘴脸与目的多于我。至于读者的观感，我对于无能为力的事不大关心，只有自己势力圈内，例如上次寄出《三详红楼梦》后又通篇改写，但是已经......

书名《续集》，是继续写下去的意思。虽然也并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写得少，列出后常有人没看见，以为我搁笔了。 前些日子有人将埋藏多年的旧作《小艾》发掘出来，分别在台港两地刊载，事先连我本人都不知情。这逆转了英文俗语的说法：“押着马儿去河边，还要撤着它喝水。”水的冷暖只有马儿自知。听说《小艾》在香港公开以单行本出版，用的不是原来笔名梁京，却理直气壮地擅用我的本名，其大胆当然比不上以我名字出版《笑声泪痕》的那位“张爱玲”。我一度就读于香港大学，后来因珍珠港事变没有完成学业；一九五二年重临香港......

有个外国姑娘，到中国来了两年，故宫、长城、东方蒙特卡罗、东方威尼斯，都没瞻仰过，对于中国新文艺新电影似乎也缺乏兴趣，然而她特别赏识中国小孩，说：“真美呀，尤其是在冬天，棉袄、棉裤、棉袍、罩袍，一个个穿得矮而肥，蹒跚地走来走去。东方人的眼睛本就生得好，孩子的小黄脸上尤其显出那一双神奇的吊梢眼的神奇。真想带一个回欧洲去！” 思想严肃的同胞们觉得她将我国未来的主人翁当作玩具看待，言语中显然有辱华性质，很有向大使馆提出抗议的必要。爱说俏皮话的，又可以打个哈哈，说她如果要带个有中国血的小孩回......

这篇东西本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所以非常粗浅，但是我想，有时候也应当像初级教科书一样地头脑简单一下，把事情弄明白些。 表面上中国人是没有宗教可言的。中国智识阶级这许多年来一直是无神论者。佛教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又是一个问题，可是佛教在普通人的教育上似乎留下很少的痕迹。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

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昧的事。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档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天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这都是中国。纷坛，刺眼，神秘，滑稽。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面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独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祟拜着神圣......

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

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 我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还是如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觉，则从作品中汲取理论，而以之为作品的再生产的衡量，自然是有益处的。但在这样衡量之际，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掺，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